该指引同样列出出席重要或正式会议、正式招待会的“标准穿戴”——“男士应穿西装、戴领带或结领结，女士需穿外套配裙或西裤”。

　　事实上，在穿戴奢侈品这件事上“绊倒”的官员毕竟还是少数。然而，官员究竟该以何种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虽未出台法律，其实并非没有“规矩”。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官员心存顾虑有所不同，在中国一些官员穿戴中，总能看到最为红火的那些品牌。

　　尽管风波乍起，但这双鞋除了引发舆论非议之外，廖维忠的工作倒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作家王朔的言论更甚——官员应当着“官服”，以示与商人等其他行业的人区分。“而且要分色，对官员是一个约束呀！”他说。

　　2006年5月31日，浙江省交通厅发布《机关工作人员行为规范(试行)》。这一规范提出公务员穿戴的具体规定：在办公室内不得穿拖鞋；男同志不得赤背或只穿背心，不留胡须；女同志不穿露背装等过于暴露的服装等等。

　　其对“素雅”有详细的阐释，包括“色彩少、质地好、款式雅、做工精、搭配准”五项标准，但也并不提倡选择昂贵的品牌服饰。

　　除了素雅之外，该文章也提倡衣着整洁、得体，特别提及“不提倡基层公务员在工作场合佩戴高档的珠宝首饰，或是过多数量的金银首饰，不然便有张扬招摇之嫌”。

　　在每项标准下，该文件又进行了说明。如“质地好”一项中提到，“正装一般应选用纯毛、纯棉或高比例含毛、含棉面料，而忌用劣质低档的面料”。

　　作为意大利著名奢侈品牌之一，此品牌有“明星御用皮鞋匠”之称，价格动辄数千元。

　　如果要长期在户外行走，如深入农村调研，领导人的穿戴则往往多是深色夹克衫、运动鞋。

　　广州开发区、萝岗区也曾对“公共服务单位文明办公”进行规定：着装应大方得体，符合有关礼仪要求。

　　红都时装集团公司的前身是北京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这家名师会聚的服装店，实际上是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局的一个服装加工部，曾为、、等国家领导人量体裁衣。

　　周久耕的故事，让一些官员迅速“引以为戒”。据当地媒体报道，手表批发有官员举着袖子说，没戴手表，现在看时间都是看手机上的时间显示。

　　纪检部门随即对周久耕展开调查，结果发现其确实不清白。经法院判决，他最终因“受贿罪”身陷囹圄。

　　媒体报道中，有奢侈品业内人士透露，一些二三线城市的官员，领带只认杰尼亚，手表只认劳力士。“官员品位很快会传染给其他官员和商人，这个品牌便会在当地迅速走红。”

　　时光倒回到1929年，中山装被国民政府定为“礼服”，政府工作人员均以其为工作制服——大小官员无差别，以示与封建制度下的阶级划分有别。

　　被称为“博客书记”的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曾回忆十多年前宿迁“两会”的场景：“在县一级招待所的礼堂里，门窗都是破破烂烂，严寒的气候让人直搓手想跺脚，不得不穿着棉猴式的冬衣。”

　　2008年年底，这句话因时任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的周久耕而流传于坊间，而缘起则是他手腕上一块锃亮的“江诗丹顿”。

　　成都市温江区学习型城市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成都市温江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在“中国文明网成都站”上，发布了“公务员办公礼仪”的文章。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记者们发现，在很多委员们的房间里，都挂着多套衣服。他们对形象的重视可见一斑。

　　作为一位名表爱好者，他(她)为官员们所戴的手表作品牌、价钱等方面的“鉴定”，被称为福尔摩斯和《皇帝的新装》里小男孩的混合体。而遇到自己鉴定不出的表，他还会向专业人士求助。

　　第二天，令张新实欣喜不已的是，“我们也像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会场一样整齐，庄重、得体”。

　　这位有“平民总理”之称的国家领导人，有时会换换夹克衫里的衬衣颜色——比如，浅蓝色。

　　文章称，“基层公务员在工作中所选择的服饰，一定要合乎身份，素雅大方。切不可令其有悖于常规的审美标准，进而有损基层公务员队伍的名声。”

　　尽管手表似乎并没有给袁善腊惹上麻烦，但却令“花果山总书记”的名声更为远扬。

　　以“浪琴嘉岚表”为例，“在一些地方，省长如果戴个3万元的，市长就会戴个两万元的，县长就会戴几千元的”。

　　作家王朔的言论更甚——官员应当着“官服”，以示与商人等其他行业的人区分。“而且要分色，对官员是一个约束呀！”

　　双流县委宣传部后来澄清了这一事件：鞋子是廖妻买来送给丈夫的生日礼物，价格约4000元；之所以出现有人在网上发帖质疑，是因为“廖在执行工作时，拒绝了企业的不合理要求，而遭到对方的恶意发帖，他已向组织说明情况”。

　　对此，媒体评论：“有些部门误解了‘展示形象’的涵义，以为体面的穿着就是形象，结果不仅没晒出形象，反而晒出了某些公务人员说不清的福利待遇。”

　　这一规定也明确了相应的罚则。如果穿戴不符合要求，每次每人会处以50元的罚款。一年内，违规3次以上者，年终考核定为不称职。

　　不过，对于外勤人员的衣着，这一指引则建议各部门可因应运作情况和需要，与员工协商，颁布特定的部门指引。

　　相比浙江省交通厅，这一规定可以说更为详细。除了背心、拖鞋被列入“禁止”名单之外，还包括：短裤、超短裙、露脐装。在衣服的穿着方式上，也明文规定，禁止“敞胸露背、卷裤腿、披衣”等行为。另外，“着制服时，禁止佩戴首饰”。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中国领导人的，同样选择了中山装。只不过，这位国家领导人身着的灰色中山装，是经过设计师精心改良的作品，被西方称为“毛装(Mao suit)”。

　　辽宁女企业家李桂莲创立的“创世”西服，就经过层层筛选，荣幸地成为国家主席出访的礼宾服装。

　　2011年6月30日，北京市国土局顺义分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顺义土地整理储备中心主任刘宝，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刘宝的罪行包括，收受某公司贿赂的一块价值12万余元的手表，并暗中帮其拿地。

　　对于各种各样的规定或是指引，有人认为，用冷冰冰的“禁令”约束官员穿戴，不够“人性化”，但也有人拍手叫好。

　　袁善腊曾陷原东星公司负责人兰世立亲属制造的举报风波，后被纪检部门证实“不存在举报者所说的违纪违法问题”。

　　一款据称是意大利顶级品牌的鞋子，就曾让四川省双流县副县长廖维忠备受关注。

　　2000年后，除了红都，外交部礼宾司也会在全国范围内甄选服装公司为国家领导人置装。

　　一些热衷研究官员照片的网民，常常能从新闻中公开的信息中，发掘出“亮点”。

　　最为人们熟悉的形象便是如此，戴着一副眼镜的他，也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印象。

　　但近年来，宿迁官场俨然形成了正式会议穿戴正装的风尚，哪怕是“在室外温度零度以下并且风大的阴天里站了一个小时，冻的浑身酸痛，鼻涕拉呼的。”张新实在博客中写道，这样的改变，也是城市形象的体现，“必须这么做”。

　　如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上，法新社、美联社都注意到，并未穿西装，而是选择穿深色高领中山装。对他们而言，精仿表！这无疑释放了一个信号，“60年前就是穿着类似的款式宣布新中国成立”。

　　2007年6月1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宣传部出版《机关文明礼仪》。其中，有专门的章节，来讲述“公务形象文明礼仪”。

　　这位网民还说道：“官场很讲究位置和秩序。跟商人在一起时，官员想说明他是老大，戴块百达翡丽，很有君临天下的范儿。”但是，一旦有更高级的官员在场，这些官员便低调起来，穿戴不会比上级更好。

　　而此时，网民们还在乐此不疲地从杨达才的穿戴中“挖宝”：名牌眼镜和腰带又浮出水面……

　　此前，的穿戴也非常俭朴、简单：“从延安到西柏坡一直是穿深灰、深蓝色的布衣服。”

　　“花果山总书记”曾对一张照片上袁所戴手表鉴定为：“浪琴L4.709.4.72.6，公价8100元。很低调。依据：嘉岚特色表耳、表盘反光样式。”

　　无独有偶，2005年，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也向全体公务员发出“合宜的办公室衣着”指引。

　　红都设计师高黎明前后进出中南海20多次，给做过3套西装、2套中山装，西服面料和中山装一样，深灰色高织纱花呢，属于含羊绒面料。另外，“比较薄，垂感还可以，不易皱。”高黎明说。

　　官场很讲究位置和秩序。跟商人在一起时，他想说明他是老大，戴块百达翡丽，很有君临天下的范儿

　　“花果山总书记”就曾在其鉴表过程中发现，在众多的世界名表中，中国一些官员最认的也就那么几款，如劳力士、欧米茄星座、浪琴嘉岚和雷达精密陶瓷等。

　　人们从《新闻联播》等电视节目镜头里看到的国家领导人——尤其是在外交场合、重要会议，他们大多是黑色西装、白色衬衣亮相。衬衣非常简单，既没有任何深或浅的条纹，衣领也没有装饰性的纽扣。而如果系领带，领带的颜色(多为红色或蓝色)和纹样(多为条状或点状)也非常庄重，与服装搭配和谐。

　　正式场合中，宴会、记者招待会以及会见、访问等情形，都作为“特殊场合”列出详细指南：前者，“男性可穿颜色深一点的西装，加上白色的衬衣和领带，女性可穿套裙或旗袍，颜色以高雅艳丽为宜”；后者，“气氛较活跃时，可穿套装，也可穿色彩、图案活泼一些的服装，如花格呢、粗条纹、淡色的服装都适宜的。”

　　地方或部门的开放程度、文化背景带来的审美差异，则左右着一些官员对不同品牌的认知。在欠发达的西部，官员们还以佩戴劳力士手表为荣的时候，沿海省份的一些官员已经把卡地亚、格拉苏蒂等品牌作为新宠了。

　　这款手表投入市场后，周恩来总理也买了一块并长期佩戴。这块手表现在陈列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然而，无需官员过多提醒，“花果山总书记”自己也逐渐发现鉴表没多大意思了。原因是，原本兴奋的网民逐渐审“表”疲劳，价格低于10万元的表，难以引发他们围观的兴趣。

　　有细心人发现，公务员们穿的，不少是名牌：阿迪达斯、耐克、卡帕等品牌悉数亮相，长跑俨然是各单位的一场品牌运动服秀。

　　令人感慨的是，也有网民从照片中的穿戴有所发现：一个名为“老旗”的网民，在两张时隔10年新华社发的照片中，发现总理穿着同一件绿色的羽绒服。这件羽绒服不仅样式陈旧，而且有些发皱。

　　他(她)认为，原因在于，这些几千到十几万元不等的手表有一个共同气质：亮眼。金色，镶钻，超薄，钢面。这符合一些官员的审美口味。在普遍以黑白色为主的冷色系着装中，名表闪出的一道金光应该是最为显眼的了。

　　对普通百姓而言，穿戴本是生活中的日常小事。但因为身份与公众利益紧密相关，近年来，在穿戴上栽了跟头的官员并不在少数。

　　在《北京市公务人员礼仪规范》中，提倡针对不同场合相应着装。出席正式场合时，应着礼服，“如西服、中山服、旗袍或民族着装”；而在一般场合、日常社际交往中，“相对可随意一些，各式短衣、衬衣、皮衣等都可。”

　　和周久耕的经历如出一辙，近日，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也大有“栽在手表上”的态势：在接连被网民发现，拥有多块“总价约20万元”的名表后，纪检部门迅速介入调查。

　　在一次“两会”新任代表培训和预备会议上，当张新实发现“大多数代表穿着厚重的冬衣……整体场面给人的感觉是传统而老套的厚黑与凌乱”时，复刻表。便建议“男代表要穿深色西装，浅色衬衣、鲜亮领带，女代表穿色彩鲜艳的衣服”。

　　参考资料：(《凤凰周刊》：《国家领导人制装特供解密》；《南方周末》：《西方媒体眼中的》；《在毛主席身边二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孙勇著；《东方早报》：《王朔建议官员穿官服 以制止审片组收贿赂》；《中南海往事追踪报告》中央文献出版社徐焰著；《中国广播网》、《新华网》、《环球网》、《东西南北杂志》：《手表——官员的神秘信息》；《郑州晚报》；《中国青年报》：《从此为官不戴表》)

　　1958年上海手表厂正式建厂，生产出第一批上海牌手表A581，改写了中国人只能修表不能造表的历史。

　　在诸如事故或灾难现场、参观企业等与民众交流的场合，中国领导人的穿戴规律通常是：穿长袖或短袖的白色衬衣和西裤，不穿西装外套，也不系领带。

　　一次出访非洲时，周恩来还特意向几内亚总统展示自己的穿戴——衣服、皮鞋、手表，清一色的“中国制造”。

　　而与国家领导人钟情中国品牌相比，一些官员的穿戴天平已然向外国奢侈品倾斜。

　　在媒体镜头前，除去眼界、观点、谈吐的展现之外，穿戴也俨然成为观察官员的另一扇窗口。

　　在媒体镜头前，除去眼界、观点、谈吐的展现之外，穿戴也俨然成为观察官员的另一扇窗口

　　2008年11月29日，两张廖维忠在视察的照片，引发了网间的诸多猜想，并像病毒般传播开来。有网民称，廖脚上的鞋子是一个名为“Salvatore Ferragamo”品牌。

　　2011年11月1日，是深圳的第32届市民长跑日。这一天，深圳上万名公务员参与了长跑。政府各单位基本都是统一着装。

　　1949年3月25日进北平，他在西郊机场会见民主人士、检阅人民解放军部队时，穿的也就是深灰布皮领棉大衣。在香山双清别墅住时，开始穿一套黄呢子中山服。

　　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网民把目光集中在东南部官员的穿戴上，会有更为惊人的发现。据“花果山总书记”的经验，“内地官员比沿海官员敢戴”。他通过图片发现，内地某国税局局长，戴了一块5万元左右的“欧米茄镶钻红金双色星座表”。然而，在他接触过的华东官员中，却少有人在公众场合戴表。

　　形象危机应对蓝皮书《形象危机应对研究报告2012》主编唐钧，在近日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也称，“官员穿戴不仅是个人层面的问题，还涉及社会层面。哪怕是合法来源，作为公务员，虽然法律上无禁止条文，但是从形象风险防治的角度，使用奢侈品确实会引发官员形象危机”。

　　上个世纪50年代，在西装还被广泛地称为“洋服”，好的西装裁缝大都集中在上海之时，中央还曾专门抽调一些裁缝好手赴京工作。

　　张新实的建议很快引起了官员们的共鸣，会场门口一时摆起了各大品牌正装的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