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尽管1970年代安德烈·海尼格也曾授权进行多年石英技术的研究，机械表仍是劳力士的主流。劳力士也生产石英表，但不是很多。安德烈的儿子和继任者帕特里克·海尼格（Patrick Heiniger）在1994年接受采访时称这个数字“微不足道”。

　　1985年巴塞尔表展上，IWC万国表推出一款名为达文西（向莱昂纳多致敬）的腕表，标价高达25，000美元。如果保证动力充足，这款腕表能够准确记录星期、日期、月份、年份和月相，且接下来214年无需任何调校。IWC万国表的员工们就巴塞尔表展上能卖出多少枚达文西腕表打赌，鉴于高昂售价和疲软市场，许多人认为将介于10枚至15枚之间，最乐观的预测也不过30枚，但最终IWC万国表接到超过100个订单。达文西腕表令Günter Blümlein相信，潮流正在发生转变，经典机械表不会被淹没在廉价石英表的浪潮中。受其成功的影响，IWC万国表决定挑战制表珠峰，该公司组建了一个团队，致力攀登制表商从未抵达的高峰：设计打造一款超卓复杂功能腕表。

　　复古表的热潮提振了机械表的形象，吸引了公众对机械表的兴趣。然而，瑞士反石英革命者们需要的，是对全新机械表的兴趣。约1985年，他们找到了。

　　1989年，由Antoine de Patek于日内瓦创建的制表品牌百达翡丽迎来150周年纪念，庆典的高潮是301枚百达翡丽时计的拍卖，其中最后一件拍品，正是菲力·斯登及其团队10年前决定设计打造的那枚。它被称为Calibre 89，是有史以来最复杂的时计，具备33项复杂功能，含1，728个零件、2个主表盘、12个子表盘和24枚指针。总重2.5磅，大小相当于一个垒球。拍卖师由上文中提到的Osvaldo Patrizzi担当，最终黄金款Calibre 89怀表以317万美元拍出（含税金和佣金）。整个拍卖会成交价总额高达1，520万美元。

　　但他会笑到最后。正如我们所知，机械表逆转厄运，实现了工业史上最令人惊叹的复兴。那是一段漫长而艰难的跋涉（同轴擒纵机构发明23年后，方才投入商业生产），但确实发生了。整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值得大书特书。笔者将简要总结一些主要人物和主要转折点，并分两部分介绍：第一部分是1978年至1989年，第二部分是1989年至2000年。

　　正如我们今天所知，机械表的复兴始于意大利。意大利人喜欢腕表，1980年代中期，他们开始痴迷机械计时表。他们既青睐古董款式，也购买全新产品。飞行员着装——皮夹克和太阳镜，成为意大利男人的时尚，再搭配一枚劳力士迪通拿腕表或百年灵Navitimer航空计时腕表、甚至新式的无产阶级苏联军表，得体相称。

　　另一边，劳力士总裁安德烈·海尼格（André Heiniger）同样重视机械表，反对石英表。“安德烈·海尼格是一位远见卓识的智者，他认为最初非常昂贵的石英表很快就会变得平庸，”Lucien Trueb在《Electrifying the Wristwatch》（Schiffer出版，2013年）一书中写道，“晶体管收音机、电视机和袖珍计算器，莫不如此，”Trueb继续说道，“高质量机械机芯零件的制造和组装需要大量高素质劳动力，因此总是会保持昂贵性和排他性。无可争辩的是，机械表只能显示约近时间，表盘上装饰COSC认证字样很容易隐藏这个事实。。。。。。但富有的人不需要一个能够告知时间的仪器，他们需要一种能够佩戴腕间的美丽而独特的事物。”

　　同一年，两位著名独立制表师Svend Andersen和Vincent Calabrese创立了一个组织，来延续独立制表艺术。翌年，AHCI（独立制表人协会）参加巴塞尔表展，并为协会内深受石英表困扰的独立制表师成员展示作品提供了重要平台。来自巴尔的摩的Roland Murphy，就是独立制表师困境的典型例子。AHCI亮相巴塞尔表展那一年，Roland Murphy刚从瑞士著名的WOSTEP（瑞士制表师培训与教育计划）学院毕业。毕业后，他不但没有获得工作，甚至没有得到面试机会。后来，Roland Murphy去到宾夕法尼亚州兰卡斯特，在汉米尔顿Hamilton担任石英表产品开发经理。但这并不理想。“我是一名制表师，”Roland Murphy表示，“我讨厌石英表。”（第二部分将有更多关于他的内容。）

　　意大利计时热潮促进了机械表的发展。1988年，瑞士机械表生产自1982年以来出现首次上升，其价值上涨了17%，达到12.3亿美元。当时著名的瑞士行业专家Roland Schild表示：“显然，机械时代正在复苏。”然后，我们迎来了百达翡丽的周年纪念庆典，时机恰到好处。

　　乔治·丹尼尔斯构思出一种新型擒纵机构，由双擒纵轮取代传统的单擒纵轮，叠加在同一个轴上。他相信这会使机械表更加精准，并且需要更少的服务。一种新型擒纵机构，好让那些“电工”知道机械的独特魅力。

　　导语：1976年，整个制表行业都为LED、LCD和石英躁动不已；彼时尚在人世的最伟大的制表师乔治·丹尼尔斯（George Daniels）却对此感到厌倦。1999年，他在接受供职美国时代杂志的Norma Buchanan采访时回忆道，“我对‘电工’（Electricians，乔治·丹尼尔斯对电子表及其支持者的蔑称）感到非常愤怒，我讨厌他们在制表行业张扬煽动‘这是大势所趋’。”（来源：腕表之家 许朝阳编译）

　　Calibre 89怀表是“高机械”的最佳范例：应用新技术设计和生产机械机芯和时计。制造Calibre 89怀表过程中，百达翡丽面临的诸多挑战之一，是如何将33项复杂功能整合到一枚表壳内。“这确实是最困难的事情。”菲力·斯登表示。时年50岁的菲力·斯登富有远见地委托一名28岁的工程师，Jean-Pierre Musy，负责Calibre 89项目。Jean-Pierre Musy是一个有争议的选择。“年长的制表师们都非常消极，”菲力·斯登说道，“他们说，‘你不能依靠工程师制造时计，尤其是年轻的工程师。只有制表师——而且是最杰出的制表师，才能胜任。’他们有点嫉妒。”但菲力·斯登力排众议，“我觉得必须要有年轻工程师参与进来，以全新的方式构造复杂功能时计。”

　　他们找到了解决复杂功能难题的办法：一台计算机。标准的工程师设备，但被旧世界的制表师视为异端。百达翡丽花费64万美元，引进公司首台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设备。接下来的几年中，Calibre 89团队绘制了1，600张设计蓝图，最终成型定稿。

　　瑞士制表行业拥抱革命性微机械制造技术——CAD/CAM（计算机辅助制造）、计算机数字控制机床（CNC）和自动线切割机床等等，也是机械表复兴的主要原因之一。新型技术成为瑞士传统手工艺的有效补充，Caliber 89怀表之后，技艺的融合催生了具备高级复杂功能的新一代腕表。例如，1990年Kurt Klaus及其IWC万国表团队推出超卓复杂功能腕表，创世界先例。1991年，宝珀Blancpain紧随其后。复杂功能腕表的热潮来临了。

　　1982年，如今执掌路威酩轩集团（LVMH）钟表部门的让-克劳德·比弗，酝酿出当时看来真正疯狂的想法。让-克劳德·比弗，连同一群被称为“The Young Turks”（少壮派）的年轻高管，刚从欧米茄（OMEGA）辞职，他们对欧米茄在石英危机中的胆怯回应感到沮丧。让-克劳德·比弗获悉欧米茄有一家“休眠”姊妹品牌，叫做宝珀Blancpain。1950年代鼎盛时期，宝珀Blancpain以五十噚潜水腕表而著称。石英危机时期，宝珀Blancpain虽仍生产机械机芯，但品牌却消失了。让-克劳德·比弗的想法是购买这个品牌，并将其作为一家奢侈机械制表品牌来复兴。为此，他与Frédéric Piguet S.A。的拥有者Jacques Piguet携手合作。Frédéric Piguet S.A。是一家蜚名汝拉山谷的瑞士机械机芯制造商，提供多种多样的机械机芯。

　　乔治·丹尼尔斯对石英危机的回应过于荒诞，显然不切实际。因为在1976年，打算凭借一种新型的、经过改进的擒纵机构阻止机械表被历史车轮碾过的想法是可笑的。机械表日暮西山，制表行业的每个人都知道——除了乔治·丹尼尔斯。他确实被嘲笑了。

　　新兴企业家是机械表复兴的关键，但是与由百达翡丽和劳力士领导的制表巨头们相比，新来者还是太过弱小。在行业中的其他成员争先恐后转投石英表时，百达翡丽和劳力士们对机械表的继续支持，对其生存延续至关重要。

　　他们以大致相当于9，00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宝珀Blancpain名称的权利。当全球数字腕表的产量刚刚超过机械腕表的产量时，让-克劳德·比弗携一家曾湮没于世的品牌以崭新的形象闯入市场。关于品牌复兴计划的一切似乎都荒诞可笑——除了营销。让-克劳德·比弗做了两件聪明的事情，这是营销天才的象征，也将成为他职业生涯的标志。让-克劳德·比弗为宝珀Blancpain发掘了一位创始人，一个18世纪上半叶居住在瑞士侏罗山脉的钟表匠Jehan-Jacques Blancpain。

　　与此同时，公众对机械表的兴趣也与日俱增，虽然更多针对古董表。“1980年代中期，古董表市场突然醒转复活，”Norma Buchanan于1988年写道，“价格开始猛涨，投机者以五位数、六位数的价格转手，希望‘五巨头’（百达翡丽、劳力士、卡地亚、江诗丹顿和爱彼）的腕表能够将他们的孩子送入大学。”作为价格激增的例子，一名佛罗里达的古董表经销商讲述，一枚百达翡丽万年历计时腕表于1987年2月以50，000美元售出，一年后价格涨到70，000至80，000美元。

　　拍卖前两个月，笔者通过菲力·斯登和Osvaldo Patrizzi于日内瓦抢先见到了这枚怀表。在一篇预览文章中，笔者写道，“Calibre 89怀表的部分神秘之处在于，从超大的怀表结构、到将近2，000个零件、再到耗时整整9年孕育，它的一切与当代计时工具形成鲜明对比。但这枚怀表并非仅是对过去计时器的怀念，百达翡丽的成就在于凭借传统技术，设计打造出复杂程度堪比高科技石英计时器的多功能机械时计。”

　　他们错了。初次尝试，即有一枚百达翡丽万年历腕表拍出6，500瑞郎，创下记录。受到鼓舞，Osvaldo Patrizzi举办了第二场腕表拍卖，一枚百达翡丽万年历计时码表以18，000瑞郎成交。古董腕表的热潮已经兴起。

　　乔治·丹尼尔斯非常生气，并发誓要扳回局面。他在英国本土努力工作，致力发明一种新型机械擒纵机构。“乔治·丹尼尔斯一直在思考杠杆擒纵的问题（即摩擦需润滑），”Norma Buchanan报道，“但石英革命迫使他即刻采取行动。乔治·丹尼尔斯想证明机械表和石英表一样好——甚至更好，因为前者不需要电池。”

　　意大利腕表热又催生了另一个现象：消费者钟表杂志。1987年至1988年，有三种不同的月刊钟表杂志在短短数月间涌现兴起。这种现象，如同计时热潮，也蔓延到整个欧洲，并最终发展到美国。钟表杂志在吸引新一代爱好者对机械表的兴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弗和Piguet bought购买宝珀Blancpain同一年，在吉隆坡制造钟表零件的瑞士人罗夫·施耐德，购买了石英危机中的另一个受害者，雅典表。公司雇佣了两人：一个全职，一个兼职。尽管石英表已经对公司和业界造成了伤害，但罗夫·施耐德希望继续生产机械表，而且只生产机械表。他有一个稳操胜券的救援计划：一款机械腕表，能够显示日食月食、线宫、以及月亮和恒星在天空中的位置等。作为一个机械魔术的壮举，由年轻制表师Ludwig Oechslin研发的伽利略星盘腕表，令人惊叹。不过更令人吃惊的是，1985发布之年，施耐德以37，500瑞郎的价格售出了80枚。

　　1979年，为十年后即将到来的150周年庆典，百达翡丽董事总经理菲力·斯登在计划会议上会晤团队，并作出一项重大决定。那一年，ETA推出1.95毫米的Delirium石英表，证明瑞士可以与日本展开石英技术竞争；而斯登决定，百达翡丽150周年纪念表，仍将是机械的。但却是非常独特的机械表：斯登希望他的团队打造出世界上最复杂的机械表，超越1932年问世的、具有24项复杂功能的亨利·格雷夫斯超级复杂功能怀表，彼时后者仍持有“世界上最复杂”的头衔。就这样，斯登的技术团队1980年就开始着手工作。

　　石英危机时期机械表重焕新生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1978年。日内瓦一家怀表经销商和拍卖行的联合创始人Osvaldo Patrizzi注意到，怀表收藏家们对古董腕表产生兴趣。一部分原因是收藏家们对即将过时的、需上弦运作的腕表产生怀旧情绪；另一部分原因是意识到稀有性可能会使其未来升值。Osvaldo Patrizzi决定在即将举行的怀表拍卖会上特别加入腕表。

　　与此同时，在瑞士制表行业管理阶层，也有少数举起反石英腕表的旗帜，乔治·丹尼尔斯并不是唯一的反石英表革命者。一些瑞士制表行业的高管也对机械腕表的耐久性同样迷信，这其中最大的两个信徒是让-克劳德·比弗（Jean-Claude Biver）和罗夫·施耐德（Rolf Schnyder）。

　　计时热潮很快蔓延到整个欧洲，并最终发展到美国。这股热潮被视作造成迪通拿狂热的原因，导致腕表多年供不应求，并给予百年灵亟需的提振。百年灵是另一个石英危机的受害者，一位新老板欧内斯特·施耐德（Ernest Schneider）于1979年接管了这家资金匮乏的公司。欧内斯特·施耐德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也是一名工程师和飞行员，他让百年灵焕然一新，同时保持了标志性的仪表盘式外观。他还精明地安排意大利空军佩戴百年灵机械表，很快，品牌飞行员腕表就被米兰上层人士奉为时尚象征。当纤薄石英表变得司空见惯时，百年灵紧凑笨重的机械计时表定义了一种新的风格。

　　这是前所未有的。当时，在收藏世界，腕表被视作怀表的继子女。人们告诫Osvaldo Patrizzi，他简直疯了，混入腕表只会扰乱拍卖，“Osvaldo Patrizzi，你在做什么？根本没人会买那些腕表。”

　　更重要的是，让-克劳德·比弗提出一个广告口号来形容这个品牌的精髓：“自1735年以来，宝珀Blancpain从未生产过石英表，而且永远不会。”这一点足够线年前，没有人生产过石英表，但那不是重点。这个口号意味着，自Jehan-Jacques以来，宝珀Blancpain一直在生产机械表。它大胆地传达了宝珀Blancpain的信条：我们相信手工机械表的美丽、传统和价值。如果您想购买普通的机制石英表，请自便。但是，如果您珍视传统手工艺，请选择宝珀Blancpain。比弗无畏的反石英运动在1983年令人惊叹不已。口号奏效了，宝珀Blancpain的销量不断增长。让-克劳德·比弗的亲机械营销是一个早期的涟漪，为下一个十年机械表的浪潮创造了条件。

　　瑞士制表版图的另一端，靠近德国边境的沙夫豪森市，IWC万国表首席执行官Günter Blümlein也坚持机械制表。Günter Blümlein于1982年成为IWC万国表首席执行官，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议公司首席制表师Kurt Klaus在工作项目中做一些改动。Kurt Klaus是一名万年历拥趸。

　　Osvaldo Patrizzi开始通过一家新公司Habsburg Feldman（后来成为安帝古伦），进行专门的腕表拍卖。其他拍卖行亦不甘落后，苏富比和佳士得分别于1980年和1981年首次举办大型腕表拍卖会。1980年代初期的经济衰退使古董腕表市场放缓步伐，但后者复于1980年代中期卷土重来（稍后再详细介绍）。

　　石英危机到来后，“一周只有四天忙着工作，”Kurt Klaus在1996年接受采访时表示，“第五天，我会修补完善构思和设计。”特别是万年历。当Günter Blümlein加入公司时，Kurt Klaus正在研发带有自动机芯的万年历腕表。他将其展示给Günter Blümlein时，但新老板并未因此燃起热情。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Günter Blümlein表示，应该是一款带有自动计时机芯的万年历腕表。Kurt Klaus无法反驳，此前从来没有人制造过万年历自动计时腕表。他重新拾起绘图板，花了两年的时间绘制图纸、计算历法、制作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