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灯黄卷，黄秉维习惯于通宵达旦地读书，且走到哪儿读到哪儿，无论出差、开会还是野外考察，总要随身背着一包书。他也由此得了一个雅号，叫做“两条腿的书架子”。

　　两相对照，其实并非黄秉维过分自谦，也非后人追星捧月，而是正如另一位地理学大师任美锷“忆秉维同志”时所言，他是有些“名士”派风度之人。

　　对地理学界之外的大多数人而言，黄秉维并不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今日校园中修习地理专业的年轻学子，恐怕也只会在课本中与这位前辈偶尔相遇，其人其事则不甚了了。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否定外国人的学术思想。”作为黄秉维的学术秘书，曾跟随其工作三十余载的杨勤业评价道。

　　“假使是一个高明的领导者，他应该能够望风使舵，知道水流的深浅，鱼网应该撒向什么地方，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一贯苛责自己的黄秉维说，“书生气十足的人真正创业是很困难的。”

　　黄秉维讲求博学深研，也并不讳言自己“好学多思，勤奋不懈，寻求真理，锲而不舍”，然而回望来路，却总称自己“劳而无功”。

　　“有很多事是我不了解也不懂的，我怎么去支持和反对？”黄秉维向儿女们道出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述彭生前与黄秉维共事六十余年，两人经常在凌晨四五点钟通电话，所不同的是，陈述彭有早睡早起的习惯，而黄秉维则是彻夜看书至天明。真可谓“万卷古今消永昼，一窗昏晓送流年”。

　　竺可桢却认为，除黄秉维之外，“另外物色极不易”。他首推黄秉维的理由有三：一是要有较深厚的学术造诣，有较高的学术威望；二是不涉及当时地理学界的宗派纷争，科学院是新中国科技事业的火车头，一个所长必须是众望所归，能被南北的地理学家所接受；三是和没有干系。

　　今日的地理学界同仁，却将永远铭记并感谢黄秉维的奠基性贡献。唐登银相信：“如果自然地理学停留在事实和现象的机械叠加，停留在肤浅的定性描述，面对复杂的资源、环境、生态问题将束手无策，那么与相关科技领域的竞争中将处于弱势。”

　　其实，黄秉维所思并不仅限于此：“我国幅员广大……地理未经研究之面积，实尤甚多。吾人即此研修，宜可根据所得之客观事实，于地理思想与地理方法，别有发明，别有创立，欧美之精华固可撷采，但不必囿于成说，自沮进步。”

　　然而，劳力士水鬼N厂！在黄秉维生前自述中，他却说自己“本应有尺寸之成，事实上竟如衔石填海，徒劳无功”，“60多年勤勤匪懈，而碌碌鲜成，又由于偶然机会，忝负虚名。偶念及此，常深感不安”。

　　黄秉维（1913年2月1日～2000年12月8日）广东惠阳淡水人。著名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地理系。曾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所）专员、研究委员、专门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中科院地学部委员，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

　　此后，黄秉维发表的《中国之植被区域》和《中国之气候区域》，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自然区划重要成果。

　　1934年，黄秉维写出《山东海岸地形初步研究报告》和《山东海岸地形研究》，对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 Richthofen）关于中国长江以北海岸属上升性质的主流观点提出质疑，首次给出山东海岸下沉的证据。

　　除了自始至终对待学问的严谨和认真，黄秉维的这些选择，也的确是他人生观的现实体现。

　　幸而人们保留着一种特别的习惯，总会于诸如十年、百年为周期的时间节点，在日复一日的寻常生活之外，唤醒自己去回望历史深处的记忆。

　　晚年谈及此事，黄秉维说：“确切是我们的目标，但是我们往往可以离开这个‘确切’。因为知识有限，千万不要把自己看到的一切东西都当做真理，这样的话要犯错误。”这一席话，今日听来仍振聋发聩。

　　“综合是地理学存在的依据”，黄秉维的这句名言道出了他的核心学术思想。面对地理学落后和地理研究所如何解决国家社会经济问题的困难，他开始了构筑学科发展基础的工作。

　　当时的中国，内乱外侮不断，看到报载国外科学家在中华大地考察探险，采集大量标本等消息，黄秉维痛感国人失职于祖国河山，遂放弃化学，本科改入中山大学新建地理学系，从此在地理学园地耕耘一生。

　　不囿于成说，是黄秉维入科学之门所秉承的真谛。大学毕业后不久，他与当时已声名卓著的李四光一起考察庐山冰川地貌，两人“几无一致见解”。面对后生的反对和怀疑，李四光依然非常客气，容得百家之言的气度令黄秉维深感敬佩，对他产生极大影响。

　　改革开放之初，黄秉维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并成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数年后，他主动辞去了这一职务。

　　2013年2月1日，是中国现代地理学开拓者、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秉维先生的百年诞辰。

　　黄秉维院士是我国地学、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研究的伟大思想家与设计大师。他孜孜不倦、博览群书，深思熟虑地指点学科方向，在学科发展上是我们的舵手。

　　如黄秉维儿女所言，这一幽默的“尊称”中还有另一层含义：“父亲知识渊博，德高望重，在与他的交往中，仿佛可以漫步在广阔的知识海洋，从中获取知识和人生的真谛。”

　　1956年～1959年期间，黄秉维提出自然地理学的三个研究方向，即：地表热量和水分平衡；化学元素迁移和转换；生物群落与环境间的物质、能量交换。

　　我在先生身边工作愈37载。先生给我留下的最深刻记忆是为国家、为人民的崇高信念已经完全融入了他的血液中，体现在他所主持的每一项任务中，他所完成的每一项科研成果都是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和需要出发，一切为了国家的发展，一切为了人民的福祉。

　　中科院院士刘东生曾回忆，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时他第一次听到黄秉维的名字，得知其写过一篇文章记录《徐霞客游记》中所记的植物学问题，深感惊奇。本以为徐霞客只是个善写风景的文学家，怎会涉及科学问题？他隐隐感觉到，这是一项从近代西方地球科学出发，承认中国历史上存在科学的新奇工作。

　　由于长时期高速和超高速经济增长以及大规模城市化，我国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迅速发生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向地理学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科学问题和实际问题。紧紧把握黄先生的教导，我们就不会迷失方向。

　　师从黄先生40多年，先生的爱国敬业、尽职尽责，博学多思、高瞻远瞩，学理深究、学术创新，以及宽厚待人、勤勉淡泊之精神一直激励着我辈奋勇前进，是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和遗产。

　　在诸多纪念文字中，黄秉维被誉为“一代宗师”、“泰斗巨星”，是继竺可桢之后中国现代地理学的“一面旗帜”。

　　1989年夏，地理所成立《黄秉维文集》编辑小组，拟将其学术论著结集出版。然而黄秉维本人却对文集的编辑不大积极，一再说过去的文章有不足和缺陷，多次推辞。

　　几经同事劝说，文集之事才最终得到黄秉维的默许。即将付梓之际，黄秉维为文集写就3万余字的“自述”和“自序”，并希望在书名中加入“教训与体会”几个字。编辑组坚持认为，这几个字不宜用作书名，提出可在书中加以说明后，黄秉维才勉强同意。

　　无疑，这与1956年黄秉维提出的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三个方向不谋而合。我国地理学界相关研究比发达国家在全球环境变化中开展类似的研究早了近30年。

　　1984年，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委员会向国际科学联合会提出的报告曾指出：要了解全球变化中的主要问题，必须将互相联系的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过程综合起来。复刻手表，

　　中国科学院院士傅伯杰则评价道：“这些学术思想对我国自然地理学深化过程研究，建立地理过程观测研究野外台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今天开展的地理格局—过程—尺度相互作用的耦合研究就是对黄先生学术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光大。”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个问题始终在黄秉维头脑中挥之不去。国际学界已经认识到“地理学最大的困难就在于不能耕得深又耕得广”，那么地理学究竟前景如何？

　　古人云：“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这也恰是对黄秉维一生酷爱书卷的真实写照。

　　受五四运动“科学救国”思想之感召，幼时饱读孔孟之书的黄秉维于15岁考入中山大学理科预科，本打算毕业后专攻化学。

　　黄秉维先生曾手书:“行所当然而不惑于偶然”，这生动地体现在他本人的科研生涯中。他学识渊博，善于独立思考；他一丝不苟，治学严谨；他营造宽松氛围，鼓励学术争鸣；他启发引导，提携后学；他探索求是，坚持真理；他结合实践，服务国家建设。

　　作为黄秉维的第一代门徒，地理学家施雅风将恩师所谓的“劳而无功”，归结为他幼年读书时形成的“不慕名利”的“隐逸”思想，真金真钻手表，并且认为他对“详尽、彻底、系统、深入”的极端追求，多少影响了他著书立说之效率。

　　这也并非初生牛犊不怕虎，而是黄秉维所坚持一生的学术原则——实事求是，坚持线年代初，基于当时对森林作用的片面认识，“森林万能”说一度甚嚣尘上，甚至有西南某省要员提出大搞“绿色水库”。黄秉维秉笔直书《确切地估计森林的作用》和《再谈森林的作用》等文，呼吁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认识森林对自然环境的作用，曾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国家重视。

　　基于“科学救国”的思想，黄秉维早期的地理工作多与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相结合。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的自然区划标准在全球范围得到较多沿用，然而它并不适合中国复杂的气候地理条件。基于多次实地勘测，黄秉维编著而成的《中国地理》，对我国气候、土壤、植被、地貌等相互关系，首次作出较为系统、详尽的介绍。

　　“中国地理学界沿着黄先生设定的研究方向，走在了世界相关科技领域的前沿。上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上相继出现了国际水文十年、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全球变化、荒漠化等重大科学计划或热门议题，中国地理学界并不陌生，而是能从容应对，始终在中国的生态、资源、环境、发展的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黄秉维的学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唐登银说。

　　然而在晚年，黄秉维谈起这“早30年”之说却不无遗憾，感到自己建国以来几十年的工作“进展很慢”，说“时间花了，力量花了，最后却没有结果，这个责任在我”。

　　黄秉维自称书生气十足，在旁人眼中，他也是公认的嗜书如命之人。博览群书，广闻天下，这与他的综合地理学思想一脉相承。

　　地理是一门古老学科，以《水经注》、《山海经》、《徐霞客游记》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地理知识，曾成为世界地理文化之瑰宝。尽管中国地学早已自成体系，但直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地学也只是一种描述性理论，与科学之范式相去甚远。

　　无怪乎，亲人、友朋、弟子、同事等曾与黄秉维相伴相处之人，皆赞其“虚怀若谷”、“高山仰止”，甚至说他“给人白云仙鹤”之感，后辈难有企及者。

　　在地理所筹委会委员众推之下，黄秉维最终同意离开当时所任职的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到地理所就职迎接挑战。

　　“名士者，谓其德行贞绝，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也。”生于民国初，历经家国罹难、世事动荡，献毕生心血于学问然不求闻达，黄秉维的身上，有那一代知识分子最后的魏晋风骨。

　　新中国成立后，因国家建设需要，我国地理学迎来新的发展时期，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力邀黄秉维筹建地理研究所，出任所长一职。他则在最初的复信中表示“断然”不予考虑，在此背后，黄秉维经历过一段鲜为人知的思想斗争。

　　“生态环境”一词是黄先生提出的，曾被引入政府工作报告，后来他一再讲生态和环境两个专业名词不宜叠加使用。但是如果我们不从科学名词出发，而是当做“投资环境”和“人文环境”那样更广泛的理解，那么“生态环境”一词就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了。

　　在黄秉维儿女的心中，虽然也曾历经了知识分子改造之磨难，但他们的父亲没有成为“政治脸谱式”的人物，而是始终保持了学者的良知和求实的风范。

　　当时，黄秉维意识到地理学需要“扬弃肤浅的东西”走向综合，改变传统地理学偏重于描述、无力解决实际问题的弱点，但“没有物理、化学、生物学的知识，没有一定的数学基础”便难有发展前景。然而，这对于当时的中国学界而言，无疑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