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洁在卖车协议上签了字。70万的车买来开了一年多，卖了40多万。“亏了”，但饶洁顾不得那么多。饶洁的目标是先筹集200万，把下游一家劳务公司的逾期商票的钱垫上，因为这涉及到许多工人的工资。

　　据中达证券统计，恒大是全国商业承兑汇票签发量最高的公司，2020年商票余额已经超过其后16家地产企业的总和，排名第二的华润，应付票据仅为274亿元。

　　眼下，林琳顾不得想房子的问题，手上500多万元的恒大商票和100多万元应付账款让林琳焦头烂额。作为一家劳务公司，这600多万元几乎全是300多名工人的工资。“过去拿到商票，我一般也会提前转出去，贴息换一些现金发给工人。但今年年中开始，票据中介市场不再收我的这些商票了。”几百万的商票“烂”在了账上。

　　为了能把挂在恒大账上的货款开出商票，老魏妥协了。“实在是没钱买，恒大就先给我开了一部分商票，我找票贩子贴现后，现金买了300万元的恒大理财产品。”剩下的“任务”，是老魏掏现金让别人帮忙完成的。“每买100万给别人15万元现金”。

　　而商票之外，更多的供应商们早以连环扣的形式，一步步与恒大进行深度捆绑。他们其中很多人既是恒大的商票持有者，也是恒大财富的投资人、购房人，更有甚者，他们用自己企业的授信额度为恒大在银行贷款。当恒大的危机显露在方方面面，每一根链条上的每一家企业和个人都被拖入泥潭。

　　“不只是我。参与贷款的供应商少说有近百家。”老魏回忆，那时大家都争着配合恒大去银行贷款。因为在支付货款的方式上，恒大只给了两种选择：商票或银行贷出来的现金。

　　两天后，郑腾又带着几十名供应商来到了广州农行进行交涉，想通过协商把农行的贷款债务转移给恒大。结果没能谈妥。老魏告诉经济观察报，那天，他们看到郑腾快哭了，前去谈判的多人也都哭了。大家都意识到，这些的问题，他郑腾、恒大园林乃至恒大，都解决不了。

　　今年3月，要求进一步升级。老魏和一些供应商陆续被约到深圳，他们面临的共同处境是：每家供应商挂在恒大账面上的应付账款，要想开出商票，都必须购买一半金额以上的理财产品。“我当时挂在恒大账上的货款还有将近2000万，需要买一半的理财产品才能拿到商票。”老魏说，如果不接受，将被停止供货，账上的钱也只能一直挂着。

　　供应商们介绍，恒大开出的货款商票部分会给5%的利息，有时候也不给，而供应商将票据转给票据中介，一般需要支付12-15个点的贴息。“相当于100万的票，转出去只能换回80多万现金”。

　　2018年，恒大园林集团联系好贷款渠道，带着老魏一起去银行提交了一些资料，用老魏企业的银行授信额度在两家银行分别贷了款，这些贷款的本金和利息一直都是恒大负责还。

　　而当任一张商票无法兑付，持票人有权起诉商票上背书转让过的所有企业，追讨账款。被起诉的公司将面临基本账户将被冻结境况，无法交税和社保，这会导致一条产业链上的企业几乎全线瘫痪。

　　不仅手中的商票可能遭受损失，更糟糕的情况在于，供应商们还面临着各种诉讼。根据票据法原则，只要所持商票是基于真实的贸易背景和债务关系下合法取得的，持票人就可以向该票所有前手进行追索，任意一前手都需要承担票面金额100%的赔偿责任。

　　饶洁的公司从未与恒大有过直接的生意往来，但她手上仍有约1.2亿元的恒大商票，它们都来自恒大的总包商和分包商。饶洁的公司与许多混凝土企业、建材商有贸易往来，一些货款以商票形式给付。现在，饶洁起诉了自己的上游企业，自己的两家公司身上也挂了12起官司，起诉她的企业来自全国各地，既有上下游的贸易伙伴，也有从不认识的公司。

　　同样“逃避”的还有饶洁，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六七波人来到她办公室，一天要接十几个电话。“既有向我要债的，也有恳求我不要起诉的”。她把房子、车子都挂出去后，购买了一张去深圳的车票。

　　同样被要求购买恒大财富理财的还有一家施工企业负责人林琳，她的企业和恒大合作已经超过五年。去年，为了能继续和恒大合作，她将自己唯一的房产抵押出去，换得70万元购买了恒大财富理财，“这笔贷款今年过年的时就要到期了”。

　　一家装饰公司的负责人饶洁清楚地记得，从今年4月份开始，恒大的商票兑付开始变得十分缓慢，开始是十天半个月才兑，到后来，时间拖延至1-2个月。“这之前，通常当天或隔天就到账了。”饶洁说。

　　商票一般指商业承兑汇票，是由企业以自己名义签发，暂时代替现金或银行存款支付各种供应商的款项。房企的商票在很长一段时间未被纳入央行监管，且它不会被计入有息负债，在“三道红线”下，成为许多房企融通资金、降低负债的一条“蹊径”。

　　9月27日，一宗商票追索案原计划在金华市婺城区法院开庭，因恒大商票逾期无法兑付，持票的票据中介选择起诉把票转手给他的供应商，追索钱款。

　　不止郑恺，几乎所有的恒大供应商手中都或多或少囤积着恒大商票，因为要想和恒大合作，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多名供应商告诉经济观察报，恒大只给商票。

　　如果是总包商，出路要显得多一些。一名知情人士透露，涉及到保交楼，“恒大都有专门的人对接、安抚。甚至会给一些现金让他们开工”。

　　去深圳总部的第二天，老魏和一众恒大园林的供应商在恒大总部五楼见到了恒大园林董事长郑腾。郑腾告诉老魏和其他供应商们，农发行的贷款有恒大的实物资产抵押，与供应商们无关，银行将不会向供应商们追究欠款。真正棘手的是没有恒大实物抵押的农行贷款。

　　这也意味着，供应商们经手流转出去每一张商票，无论是给票据中介或贸易伙伴，一旦无法兑付，都可能被起诉追索。不仅如此，每一张商票流转链条上的每家一企业，都面临着多起诉讼，这其中还涉及各种交叉诉讼。

　　老魏做苗木生意有十几年的时间，对树也有独特的感情，“一棵好树要杆直冠好，才美观”，老魏说，做苗木的人都有自己对苗的审美。

　　在恒大总部，供应商们的商票问题得到了和恒大财富同样的解决方式——实物兑付、以房抵债。老魏9月份到期的300多万商票中，200万可以抵房产，剩下的120万元，恒大方面答应会在国庆节前支付20万元。但当他们回到所在地，找到区域公司后，却并没能拿到任何可以认购的房源清单。

　　2000多亿商票背后，是与恒大合作的无数大中小供应商，牵涉建筑、材料、家居、园林、广告等多个行业，这些商票流向了其上下游企业的每一环，上至总包单位、一级供应商，下至广告公司、日用百货店。

　　而今年春节后，恒大不再要大树了，老魏的树也失去了销路，恒大要的树和其他地产公司有很大区别，主要是要大。老魏说，恒大要的大树直径都在60公分以上，而其他地产公司用的树一般是30公分，但恒大对树的其他标准要求并不严格，只要直径粗、树形好就行。老魏说，“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愿意主做恒大生意的原因，基本上拉过去就不用再跑了”，但其他地产公司则“掐得死”，比如树的“分枝点”这种细节如果不达标也要被退回。

　　供应商们竭尽所能自救的同时，作为行业内、企业间曾经常见的一种支付手段，商票的信誉在无可挽回地消失。几位来自建筑和园林的供应商透露，所在行业都不敢接收任何地产企业的商票，只收现金，“不拿现金，谁敢给你货？”某种程度上，地产行业的商票时代已经终结。

　　“只有走投无路的人才会来到这里。”林琳和饶洁、老魏等追债者在恒大深圳总部楼里相遇。同样聚集在那里的还有几百号持票人，他们是供应商、下游各类企业负责人、票贩子，他们中也有不少是恒大财富的投资者、购房人。

　　但对供应商们来说，无论大小，局面都艰难得多。除了一些上市公司选择通过公告形式披露恒大的欠债，大部分供应商们都怕得罪恒大，不敢发声。

　　数百名被欠薪的工人每天要把林琳的电话打“爆”了，林琳说，电话那端，家家都有困难，让给钱。一些工人甚至要冲到曾经栽种过的小区中，将为恒大种的树木和花花草草都拔了。林琳拦下来，“我告诉他们我再想想办法，但我账上一分钱都没有了”。林琳想到唯一的办法是去深圳——去恒大总部。

　　而一些人听到了恒大的消息，不等债务到期就来找老魏要债，希望先下手为强。“常常有人在公司门口堵我、在家门口等我，我确实是没办法正常生活了。”被方方面面“压得喘不过气”的老魏逃也似地跑去了深圳。

　　恒大的供应商之一，一家上市公司一名高层管理人员透露，虽然未发布任何公告，但恒大对其公司欠的货款近10亿元，多次去到恒大要债也无法解决，“最后和他们说，再不处理就要抱着夏海钧跳楼，才拿回了几千万，可是他欠了我们10亿啊！”

　　郑恺的公司也从未与恒大直接合作，但他的客户都是恒大的大小供应商。郑恺手里3000多万的恒大商票中，有1000多万已经逾期。“公司到这个月底就要倒闭了，撑不下去，虽然说公司账上还有一点钱，但要留着打官司”。郑恺把办公室退了，合伙人们四散，仅留法律出身的郑恺来应对诉讼纠纷。

　　但从2020年9月开始，老魏和一众供应商们接到通知——凡是从银行提到出来的钱，其中60%需要进行反投，即购买恒大财富的理财产品，否则就不给银行渠道了。老魏只得陆续购买了600多万元的恒大财富的理财产品。

　　但从深圳回来后，老魏做了一个决定——毁掉一些地里的大树。一方面为了腾出位置种植别的树，另一方面，老魏悲观地认为，这些树即使在地里10年都卖不出去了。“整个地产行业不会有人要这种大树了。”他说。

　　“几个当时没接受的供应商到现在连商票都没拿到。”老魏了解到，“但现在，这些好不容易拿到的商票也可能成为‘ 空头支票’。”

　　如果选择商票，意味着半年账期后拿到一年期的商票，供应商企业的现金流压力会非常大，“所以那时供应商们都觉得能拿到银行渠道是很大的优惠。”老魏表示。

　　一般来说，大部分企业账期过后是给现金。但恒大大约从2016年开始给商票，货款支付变为账期+商票的形式。

　　而饶洁的部分商票，即使在此前就与恒大签订了房源认购书，但始终未能网签。恒大给她答复是：政府监管账户里没有预售资金就无法网签。想要网签，饶洁他们需要自己把房款的20%-30%打入账户。“一方面我们确实没有钱，一方面这钱可能就去无回”，实物兑付陷入了僵局。

　　一家咨询公司的负责人郑恺也有类似的遭遇，从今年初开始，恒大商票开始出现逾期不付情况。那时，郑恺还能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解决，比如联系出票的公司，晚几天恒大也能给兑付。再后来，郑恺就跑去微博、头条等自媒体发帖，10分钟之内，也会有恒大品牌部的员工与郑恺联系，帮忙协调兑付。“但到7月下旬，任何方法都不管用了。”这时，郑恺手中恒大商票已经超过3000万元。

　　在资金周转顺畅的情况下，大部分供应商都会持票在手，到期兑付，或支付给下游。只有实在顶不住的时候，才会一张张兑给票据中介，换一些现金。“但是现在，在票据市场上，这些票可能两三折都没人要了。”饶洁说。

　　虽然这宗诉讼最终被延期开庭，但仍让众多供应商们忧虑不已。一位从恒大收到超过亿元商票的供应商表示：“我从没想过，给恒大输送的每一批货，换回来的商票，最终都会变成债务落在我的头上”。

　　8月初，和恒大合作了6年的苗木供应商老魏收到了一张银行催款通知书、一张律师函。贷款主体那一栏赫然写着老魏的名字，而这也这意味着，老魏需要归还广州农行和广州农发行两家银行共近1700万元的贷款。

　　一位被超过10家上下游企业起诉的恒大供应商形容这番场景是一场水鬼游戏：大家都掉进了水里，只能通过互相起诉的方式，拉更多企业下水。“谁的账户上有钱就起诉谁。”昔日的合作方互相起诉，甚至有朋友反目，只为拿到钱。“不只是企业账户，只要名下有房子、车子、厂房，都可以查封”， “因为谁都想上岸啊”。

　　虽然这宗案件涉及的票面金额只有20万元，却让一众恒大供应商如临大敌、复刻手表坐立难安。“如果这家供应商输了，估计所有的票贩子都会效仿。之前贴现给银行、转手给票商的票都会被起诉追索，数额大到无法想象。这可能是压垮我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同样孤注一掷的还有老魏，他算了一笔账，手上的恒大理财、商票、应收账款有2500万元左右，两家银行贷款加起来有1600多万元。被恒大欠债的同时，老魏也欠着更下游的供应商和朋友们1000多万元，且自己的房子、车子包括苗圃都进行了抵押贷款用于做生意，这些每个月都有一大笔利息支出。

　　近年来，恒大商票规模在不断增大。根据恒大2021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恒大应付票据从2018年末的1387亿元，快速升至2020年末的2057亿元，均为一年内到期，主要为商业承兑汇票。

　　对老魏来说，唯一剩下的值钱东西就是地里的大树。但这些树也面临着烂在地里的风险。“这些大树原本都是要给恒大送去的”，老魏告诉经济观察报，每年的秋冬季，恒大采购会给各个苗木供应商们“下任务”，催促供应商们尽可能多地囤大树，供恒大第二年使用。

　　另一类人的自救方法则在于“弃公司、保个人”。一家做供应链管理的公司负责人透露，大多数供应商都在做同一件事情——转移名下资产。有些人将名下的房、车转移给老婆、儿子，做好一个人当“老赖”的准备。这样不管是上下游公司还是银行，手表批发。都无法通过起诉的方式追回欠款。“许家印都能躺平，为什么我不能躺平？”一名供应商说。